由「離騷」看屈原出處仕隱之糾結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一語，概括了中國傳統士人面對現實社會的態度。劉紀曜曾撰文指出，在先春時候對仕隱出處的態度共可分為三類，即儒家的「道仕、時隱」、道家的「反仕、身隱」、以及法家的「祿仕、反隱」三種觀點，但他卻顯然忽略了同為先秦的討人--屈原在這一方面的主張，他在仕隱出處中雖曾有過猶疑的過程，然而最終卻有其獨特而堅定的主張，不能泛泛的將其見解歸入儒、道、法三家之中。因此，本文經過對〈離騷〉的考察與分析，得知屈原在出處仕隱的態度上，有著與上述三家不同之處，即有逸出三個典型之外，別具典型的地方，不容忽視。因為屈原那種視山仕濟國為終身使命與職責，不容退縮，九死不悔的性格，使他在出仕受阻後仍然忠君不二，愛國愛民，不忍退隱忘國，這種義無反顧的出仕觀，無疑的更貼近於後世同為文人的出處仕隱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