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末期病患家屬代理決策者之決策困擾、『決策後悔』分群、與此分群對代理決策者喪親後憂鬱之影響

生命末期大多數病患隨著身體惡化及心理狀況衰頹，無法進行臨終醫療照護的決策決定，因此，目前臨床實務努力藉由依賴家屬代理病患進行生命末期醫療照顧的決策，以提供依循無能力做決策病患喜好之臨終照顧。然而，代理病患做生命末期醫療照顧決策的過程，家屬往往會出現心理困擾，其影響甚至可延長至喪親期間。在『價值為導向』或『喜好為主』的醫療決策(如臨終醫療照顧決策中)，降低決策者產生『決策困擾』及『決策後悔』被認為最重要且必要的，尤其是所做的決策常對病患造成不理想的結果(如最終病人仍死亡)。但在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響，且強調生命末期醫療照顧決策由家人間的意見所決定的台灣或亞洲國家中，癌症末期病患的家屬在代理作成臨終醫療照顧方式決定後，所產生的決策困擾、決策後悔及對喪親期間造成的影響(如：喪親後的憂鬱症狀)從不曾被探討，甚至在全球此主題亦少有探討，尤其尚未以縱貫性研究加以研究。相關少有的研究，於治療決策後的幾天甚至幾年間測量家屬所出現的治療決策困擾或決策後悔，無法真確反應家屬代理醫療照顧決策者之決策經驗。再者，家屬代理病患進行醫療照顧決策後，所產生的後悔心理反應，往往被視為同質群體而忽略其個別差異的變化過程。因此，本前瞻、縱貫性研究其特定目的為：(1)探討癌症末期病患的家屬代理醫療照顧決策者於決策過程中決策困擾與憂鬱程度之變化，(2)確認家屬代理進行醫療照顧決策之後，『決策後悔』的分群及各群的變化過程，(3)確認『決策後悔』的不同分群，其各分群的特質，包括：家屬代理做決定過程中的『決策困擾』、憂鬱及喪親後感受病患瀕死及死亡品質，及(4)探討『決策後悔』之不同分群，對代理決策的家屬在喪親後2 年內憂鬱之影響。本研究為三年期，前瞻、縱貫性研究，以方便性取樣，招募251 位癌症末期病患的家屬代理決策者進行訪談，以完成本研究之特定目標。以完整發展的工具，作為測量代理決策者之『決策困擾』(Decision Conflict Scale; DCS)、『決策後悔』(Decision Regret Scale; DRS)、憂鬱 (the Center forEpidem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 Scale; CESD)，及依文獻建議控制決策困擾的共變項，包括：家屬扮演代理決策者所感受的自信、與病患對臨終照顧計畫的討論、醫師與家屬代理決策者之間的溝通；與決策後悔之共變項，如：家屬代理決策者喪親後，感受病患瀕死及死亡品質。收案後一旦醫師與家屬對癌症末期病患生命末期醫療照顧開始考慮做決策時（如考慮是否持續或更改抗癌治療、急救、插管、轉加護病房或安寧照顧），即進行家屬代理決策者的訪談，測量『決策困擾』及其共變項與憂鬱等資料，資料收集的時間間隔為兩星期到一個月持續至決策決定做成；決策決定後每隔一個月重複測量『決策後悔』其共變項與憂鬱等資料，直至病人死亡，並於喪親後第1、3、6、13、18 及24 個月測量。資料將分別以廣義估計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模式下之多變項羅吉式回歸(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及線性回歸分析(linear regression)進行分析：(1)檢視臨終照顧的決策過程，家屬代理決策者其中至高度的決策困擾(DCS＞25)及嚴重憂鬱症狀(CESD＞16)之縱貫性變化(目的一)，(2)不同『決策後悔』歷程型態，對代理決策的家屬在喪親後2 年內憂鬱之影響(目的四)。再以潛在成長混合模式(latent class growth analysis)統計方法，以連續潛在類別指標(決策後悔的總分)，將家屬代理病患進行醫療照顧決定之後的『決策後悔』歷程型態加以分群(目的二)，再以多元邏輯斯迴歸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分析各分群之影響因素，即找出不同『決策後悔』分群的特質(目的三)。鑑於生命末期大多數癌症病患依賴家屬代理病患進行生命末期醫療照顧的決策，且此過程造成家屬龐大心理負荷，本研究結果可提供臨床介入措施及健康政策發展的方向，以促進醫療專業人員與家屬代理決策者之間的溝通，避免家屬代理病患進行醫療照顧決策的過程，產生決策的困擾與做決定後的後悔，促進家屬成功的調適哀傷過程及降低喪親後之憂鬱。

系統編號:PC10507-0287
原計畫編號:MOST105-2314-B182-040-MY3